康德的学说也有类似的内容。
著名的姜堰经验，正是这后一情形的生动司法表达。反而是认识难，实践也不易的问题。
这是因为社会调解在本质上是把民事纠纷交由没有强制权，而只是建立在一定信任基础上才获得了一定权力（社会权力）的第三方。但是，应当界定清楚道德义务推定的基本要求和界限。尽管严格说来，它对纠纷解决的结果，还算不上什么裁判，但只要纠纷双方当事人接受，其效力类似于裁判。同时，也只有把法律置于人们的价值需要中，才容易得到理解。可见，对个别主体需要所决定的事实，能否推定为人们交往行为中的权利——自由，关键在于这种事实一旦代入到民事交往或公共交往中时，人们能够接受、包容的状况。
不符合者，不能推定，符合者，可以做权利推定并使其规范化。在此过程中，对相关的纠纷事实，调解主体或者依法处理（在合同调解、交通责任事故赔偿纠纷调解中居多）。另一方面，他自身以法律主体身份存在，没有他的存在，所谓主体间的私人交往或公共交往，都将成为空谈。
或问，难道在法律规定模糊、冲突和空缺的情形下，面对相关事实，公权主体不能做普遍性的道德义务推定吗？这正是下文笔者准备要回答的。作为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日常方式，这些纠纷解决机制，其裁处纠纷的结果虽然不是权威的，程序虽然不是正式的，但在我国纠纷解决的实践中是不可替代的。（四）剩余事实的权利推定剩余事实是不是就应当游离于法治之外？对此，前文的论述已经做了否定。这正是它和道德、习惯规范相区别的根本点之一。
具体说来，它是指公民可以自由参与其中，言说讽议、不受干预的介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交往机制和交往空间。众所周知，在近、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上，对这样的民事交往，如买卖、租赁、仓储、运输等，都尽可能全面地作了规定。
所以，遵循道义原则作为权利推定的大前提，事实上与法律自身的道义—价值追求是逻辑同构的。可见，以习惯规则为大前提的权利推定，是在法律尚未把久已载定于人们交往习惯中的权利要求和权利内容，规定为法律权利（剩余事实）时，人们按照法律的一般精神和现实生活中习惯及其权利（习惯权利）的一般需要，而做的推定赋权活动。它表明，当主体面对剩余事实等法律上存在的问题时，不是首先做权利推定，而是主动做义务选择——无论是选择作为还是不作为，都是主体行使其权利的方式。这诚如马克思的如下精辟判断：......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为避免这种情形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害和对法律严肃性的人为损害，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接踵清末和民国时期一些刑事法律的规定，在第3条明令：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这样，面对剩余事实的权利推定，就是法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受刑意味着犯罪后必须承担的法定后果（义务）。三、权利推定的两大类型权利推定的基本类型，可在权利推定的主体、对象、内容等不同的标准或视角上展开。
对法治而言，剩余事实的存在，不仅意味着法律调整能力和范围的降低，而且意味着法治的逻辑出现了缝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私人生活都可自主推定为权利，特别当某种行为在法律上被绝对禁止时。
这种公共道义究竟是什么？它就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法理或道理。即面对法律意义的冲突、模糊，特别是面对法律意义空缺——剩余事实，做权利推定是常态，否定权利推定是例外。
这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我国的现代化过程，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一样，是一个公民权利的要求不断呈现，并同时要求在法律上予以保障的过程。这在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其道德义务选择的权利性质。特别是在权利推定的逻辑和方法上，人们并未深入展开。当然，在另一层意义上，人们也能发现权利推定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对法律霸权式秩序破绽的发现、怀疑和反抗活动。表面看去，这种私人领域和法律调整并无关联，但实际上，一方面，他是社会关系建立的主体基础。法律理想性和实践性的必然与实然，体现在法律的具体运行中。
试想，如果对此一概推定为义务，不是把法律所导致的失误和责任，转嫁给了社会主体承担吗？法律不法的后果，不能转嫁由社会主体承担。之所以要对之展开权利推定，看似是对法律面对事实，不甚完美的一种揭示，是对法律之疮疤的披露，但实质上仍是为了满足社会对法律完美性的追求，是通过推定这种补救措施，尽量把剩余事实纳入到法律能够调整的事实体系中，避免法律调整的实践尴尬。
最后，就是通过权利推定。 摘 要：权利推定是剩余事实存在的必然要求。
只有中民之性的道德要求，才是其理应要求于公民，公民在事实上也能普遍做到的，并且只有这种道德，才是利己利他的。权利推定在社会事实上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权利推定和纠纷解决中的权利推定。
所以，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个人而言，出现了双重权力：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需要更进一步申论的是：法律理想性和实践性——法律实然化的典型形式，不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地遵循法律的既有规定，而是在法律规定存在缺漏，存在剩余事实时，人们依然真诚地相信法律，并按照（或者至少自以为按照）法律的要求补救法律之种种不足，譬如司法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事实替代、类推适用、法律发现以及法律续造等。不难看出，自治的私人是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私人的参与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动力。对此，我将在后文稍加展开论述。
那么，对其为何不能推定为义务？因为义务的创设只能由立法主体行使。权利推定，就是要使其纳入法律之中，因此，它是权利推定得以展开的最主要的场域。
作为一套逻辑化的社会秩序之建构体系，法律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事实（关系），总试图无所遗漏地规范并调整之。只有订婚的婚姻，在普罗大众看来，才更加正式，并由此形成了一种订婚习惯法。
无论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还是社会的多元化，都要求人们以自主、自治和自决的主体身份，参与社会交往活动。 谢晖，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
这种普遍的遵循行为本身，已然在事实上完成了归纳，因此，无须人们专门去归纳，就可径直在归纳意义上推定为权利。再如我国西南地区的苗族，是个几乎天天都能找到节日和节庆活动的族群。人们尽量寻求符合法律精神与原则地进行推定，这是权利推定的理想性。笔者认为，任何高尚道德的选择，其实是主体按照权利的一般要求，自治地选择了一种道德义务。
尽管人们不得犯罪和犯罪应受罚，乃是法律规定的最严格的禁令（禁止性义务）和最严厉之惩罚（追责性义务），似乎和法律的其他义务规定没有可比性，但即使法定的其他日常性的义务，无论是禁为的，还是必为的，都意味着法律对主体预设了一种负担，进而也意味着法律通过义务对主体权利做了限制。（二）通过归纳的权利推定众所周知，在逻辑学发展史上，归纳推理虽然晚出，但它奠定了现代科学发现的方法基础。
法律的概念也只有在有意识地去实现法律理念的现实情况下才能够被确定。绝不能因有这种无可适从的法定而阻止人们面对这种规定时，超越克服之的自由行为选择——因为这是面对不良法律时人们对自己的义务。
人的这种主体性，固然是针对全体人类而言的，但其具体落实，只能指向具体的每个个体，是每个个体自我独特性的加总，或者每个主体自我权利要求、行事方式以及合作交往的独特性的加总。因为老辈子就是这么做的，这就为根据习惯规则来推理一切未知事务的规定性提供了逻辑前提。
